过度捕捞致使近海渔业资源萎缩兰屿芋兰

过度捕捞致使近海渔业资源萎缩

过去几天，中华白海豚在广州佛山水域昙花一现，引发热议。目前中华白海豚仅剩1800余头。

实际上不仅仅是中华白海豚，随着栖息地被破坏、陆地排污和滥捕，中国近海许多鱼类都在退化。

无家可归的白海豚

中华白海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珠江口，是我国存有数量最大的中华白海豚群体所在处，目前探测到的中华白海豚约有1800余头。由于中华白海豚活动范围局限于近海，同一种群不作远距离移动，和其他鱼类相比，它们更加容易受人类影响，对珠江口近海水质、环境恶化也感受最深。

近年来中华白海豚保护区管理局等机构对死亡白海豚的研究表明，其对海水中石油烃的富集已较严重。

南海水产研究所专家解释，中华白海豚体内石油烃富集，同其栖息水体的石油污染程度有联系。同时相对一般鱼、虾来说,珠江口海豚对石油烃可能有生物放大作用。海豚是肉食性的海洋动物,处在海洋食物链的高端,如果其栖息海域的鱼类、虾类受污染，中华白海豚会更加危险。

由于水质原因，珠江口渔业资源日益萎缩。广州渔民聚集的九沙尾，一辈子打鱼为生的渔民老陈告诉笔者，珠江口现在很少能打到价值高的鱼，撒网下去基本上捕上来的都是清道夫等外来物种鱼类，也只有这些对污染水体适应能力强的鱼能在珠江口生存。珠江口昔日常见的棘头梅童鱼、凤鲚、银鲳、白姑鱼、龙头鱼、大黄鱼、狮头鱼等难觅踪影。

中华白海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万焕通今年表示，昔日洄游珠江口的远海鱼虾，近年来洄游量减少。以珠江口鱼虾为食的白海豚食物减少。为了改善白海豚的生存环境，中华白海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近年来每年都向珠江口投放多种鱼虾苗。维持中华白海豚的“口粮”。

过度捕捞威胁渔业

“海洋污染、过度捕捞，尤其是过度捕捞，已经严重威胁近海渔业可持续发展。”山东海洋大学王亚民教授告诉笔者。中国是世界渔业第一大国，也是世界渔船第一大国。我国海洋捕捞渔船19.42万艘、总吨位651.75万吨、总功率1372万千瓦。海洋鱼类已经无法支撑如此的捕捞。

海南儋州市海头镇位于北部湾渔场中心，北部湾是昔日中国四大渔场之首。海头镇附近海洋里，礁盘、珊瑚植被林立，吸引了洄游鱼类马鲛鱼、红衫鱼、鲳鱼、带鱼、海狼、刀鱼等几十种，另外，恋礁性鱼类有石斑鱼、火点鱼、腊鱼、细鳞鱼、连尖鱼、鳝鱼、青衣、红斑等100多种也在这片海域繁衍。

海头镇渔民自古以来都在近海15海里内以流刺网、排钓、笼网或者灯光罩网作业，作业水深3米~20米。当地人称为“作小海”。近20年来，大型的底拖网渔船进入这片海域，迅速让富饶的海洋成“不毛之地”。

海头镇渔业协会会长王玉彪告诉笔者，国家规定“15海里不允许捕鱼”在当地成了空文。监管乏力下，来自广东、广西等地的大拖船为一己私利在海中破坏性滥捕。“不要说国家规定的15海里，10海里、8海里外满是拖网渔船，20年高强度的拖网，海底已经拖成平地，海底珊瑚、石头，海底泥下2米~3米深的螺都被拖出来。”

最近几年，这些外来的底拖网船开始升级：由过去的一艘马力1000匹以上、100吨～300吨级的单拖船，发展成每艘马力1200匹以上、300吨以上级的双拖网；普通尼龙拖网，也发展成网底加装防刮尼龙布，珊瑚、海藻、石头样样都能拖的石头网、高速网、跳网。

四大渔场退化厉害

被誉为“国鱼”的大黄鱼是中国四大海洋渔业种类之首。广泛分布于黄海、东海、台湾海峡和南海北部。

“琐碎金鳞软玉膏，冰缸满载入关舫。”清代诗人王莳蕙在《黄花鱼》一诗中描述对浙江沿海渔民捕捞大黄鱼时的情景。然而，这种情景早成记忆。如今能捕捞到的大黄鱼非常稀少。

福建官井洋是中国著名的内湾型大黄鱼产卵场和大黄鱼幼鱼索饵生长育肥场。过度捕捞促使官井洋大黄鱼捕捞死亡系数由0.84飙升到2.67。

福建当地政府试图通过大黄鱼幼鱼增殖放流，维持野生大黄鱼种群。但放流的幼鱼立即在官井洋遭受张网捕捞，从生长发育到性成熟的2年～3年间还要遭受多次高强度捕捞。目前野生大黄鱼价格昂贵，福建渔民在渔场作业时偶见网头大黄鱼就会争先恐后地抢捕。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实验海洋生物重点实验室研究员莫照兰曾表示，中国四大渔场已经名不副实，退化得厉害。

有媒体报道，在东海，浙江省海洋研究所有工程师要采集一个鱼类标，在台州先后跟随5艘渔船，耗时11天最终“颗粒无收”……渤海渔业资源衰退问题更严峻。90年代中后期至今，各种鱼类已经难以形成海市，现在渤海渔民出海的捕鱼量不足20年前的十分之一。昔日渤海最出名鱼类刀鱼，原来渔民天天吃，而现在“渔民偶尔打到刀鱼，自己也不舍得吃，都当稀罕的东西送礼。”渤海南岸的山东渔民感叹。

减少排污渔民转产

长期研究中国近海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刘曙光教授告诉笔者，要扭转近海无鱼的情况，长期来看要切实减少污染物排放，改善海洋环境。短期要减少海洋中作业的渔民和渔船。

“目前单纯地通过改善海域环境保护海中鱼类难度极大。”刘曙光教授说，海洋污染是一个长期的、累积作用显著的过程，随着经济的规模不断壮大，短期内海洋生态难恢复，目前最需要做的是严控入海污染物增量，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地对已经造成污染的海域开展有效的生态修复。

“通过降低海洋捕捞业从业人口来实现对渔业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这个方式更为方便。”刘曙光教授说，以冰岛、挪威等为代表的西方海洋渔业强国已多次采取措施鼓励渔民转产转业。

广东是近海捕捞大省，其减船和渔民转产在全国有示范效应。2009年至2012年间，广东全省淘汰拆解渔船291艘、总功率15341千瓦，仅为原计划任务的12.7%和

13.9%。

笔者调查发现，以前的减船补助标准低，手续繁琐。渔民不愿意减少渔船。2011年以来广东渔船的买卖价格达到5000元/千瓦以上，2012年部分地区因渔船更新补助政策，价格更是一度高达7000元/千瓦,此前按减船补助标准仅为2500元/千瓦，对渔民减船的推动作用微乎其微。渔民申报减船领取补助手续繁复，从基层到省级涉及的相关管理部门多达13个，领取周期在一年以上。

为此，今年7月30日，国家财政部、农业部发文表示，将现有减船补助标准从2500元/千瓦提高到5000元/千瓦，并对渔船拆解等给予一定补助；逐步淘汰双船底拖网、帆张网、三角虎网等对海洋资源破坏性大的作业类型；逐步压减国内捕捞业特别是大中型商业性渔船补贴规模，对小型生计性渔船予以适当照顾。

“从已有的实践经验来看，短期的强制性政策引导难以保证退出捕捞的渔民不会重操旧业。”中国海洋大学刘曙光教授说。建议政府在鼓励渔民转产转业过程中，应当尝试为其寻求更为稳定和具有可观收入的转入行业，并对其捕捞作业工具进行有价回收。此外，在海域环境治理过程中，可以让近海的渔民参与治理。比如让渔民在近海自主设立海洋牧场，一方面养护环境，一方面增加渔民收入。

杨辉

责任编辑：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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