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教育负担沉重如山让孩子读书就像押宝丹桂东方沙枣黄瓜叉枝柳灰虎耳草

农民教育负担沉重如山 让孩子读书就像押宝

农民教育负担沉重如山 让孩子读书就像押宝

“金榜题名”是传统的喜庆事之一，在农村，通过上学从而改变身份，是诸多农民曾经普遍选择的方式，然而，昂贵的教育费用逐渐在堵塞着农家孩子“鲤鱼跳龙门”这条道路。日前，历时月余，辗转河北省保定、沧州、邢台、衡水、石家庄、张家口等部分地区，就农村教育状况进行了采访调查。诸多农民反映，让孩子读书就像赌博，押宝押对了是幸运，押错了就意味着血本无归，背负起可能要背负一辈子的债务。目前，教育负担已成他们最沉重的负担，如山高的教育支出使得他们的孩子不能从小学一直走到大学毕业，甚至在不到初中毕业的时候，就早早地离开了学校。

村民李静的故事

村民李静是张家口尚义县黄脑包村人，尽管家门前写着“恭喜发财，招财进宝”八个大字，但却家徒四壁，被村民公认为是全村最穷的人家。他家住着三间即使在贫困地区也日益少见的土坯房，是村里最破的房子。给带路的村民说，李静家的日子之所以过得如此“稀荒”，是因为供孩子读书“供”穷的。

李静家里没什么摆设，只有一台１２英寸的黑白电视让寒酸的家略有起色，最贵重的产业是一头耕地的黄牛。他家有四口人，两个孩子，大儿子正在河南省许昌在实际工作中市一所学院读大学，今年刚上大一。

李静说，他的儿子上高中的时候为了考上大学，在石家庄市念了一段时间，欠下一屁股债。上了大学以后费用更高，一年得１.５万元。这是个很大的数字，他常年在外打工，妻子在家种地，即使在好年成，两口子不吃不喝也只能挣５０００多元，相当于儿子一年花费的三分之一。

目前，李静已经欠下外债近２万元，其中有２５００元的高利贷。他告诉，人们常说，只要孩子考上大学，砸锅卖铁、借钱也要把他供出来，但他认为这句话是不对的。现在他家能借的债已经借遍了，没有人愿意再借钱给他。迫于无奈，他不得不向民间高利贷借款，１００元每月吃２分钱的利息，相当于农村信用社的３倍，仅仅是利息，已经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就在到他家的前一天，远在许昌的儿子写信来，告诉父亲他的鞋破得快不能穿了，但没有富余的钱买。两口子流着泪坐到深夜，一方面为钱发愁，一方面担心远方的儿子。第二天一早，夫妻俩分头走村串户，走遍了所有可能借钱给他的亲戚朋友，堪堪凑了４００元钱，寄到了学校。

最让李静担忧的是，他不知道能不能把儿子供出大学，仅仅是儿子上大学一年时间，他就已经开始借越滚越大的高利贷。以后漫长的三年内，他不知道能不能筹到令他咋舌的数万元的庞大数字，而即使借到了，他也不知道靠什么办法才能还完。

“即使卖血也得把孩子供出来”，李静对说。在去年，他已经做出了一个牺牲：强迫他的二儿子辍学了。他说，其实二儿子学习成绩也很好，但老大都供不起，怎么能顾得上老二。于是，老二还没读完初二，就在父亲威吓、哄骗、无奈兼辛酸等诸多复杂感情的命令下，离开了学校，早早地去外省打工。

押宝式读书：谁是幸运的那个孩子？

教育返贫的现象不仅仅只发生在村民李静一家的身上，采访发现，由于上学费用昂贵，这种现象在农村、尤其是较为贫困的农村，倒是有一定的普遍性。在经济基础不足的情况下，许多农民也像李静一样，采取了保一个孩子读书，舍一个孩子辍学的方式。这种方式，被农民称为押宝式读书，将宝押到哪个孩子的身上，哪个孩子可能就是幸运的，他有机会凭借努力走出农门；而被放弃的那个孩子，则因为贫困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

望都县固店镇十五里铺村是个典型的人多地少的村子，村民付盼福全家四口人，人均只有１亩多耕地，全家靠他打工为生。付盼垂穗石松福说，大儿子１６岁初中没毕业就退学了，没到成年就去了呼和浩特打工，主2.会聚勐海山柑化发展态势初步构成要是家庭状况不好，供两个孩子实在吃力。二儿子今年刚上初一，住在学校，为了省饭费，每天中午跑回家吃，早晚两顿饭一顿也只花一元多一点。

说到动情处，４０多岁的付盼福竟像孩子一样哭了。他对说，他知道这样对老大不公平，也并不是偏向老二，手心手背都是肉，做出这种选择是没办法的。他一直觉得对不起老大，据孩子从呼和浩特写回的信中说，同在餐厅打工的同事们都叫他“小不点”，因为他年龄最小，还是个孩子。付盼福哭着说：让这么小的孩子出去打工，这不是父母造孽吗？

尚义县黄脑包村，村民刘册线说，大孩子去年初三上半学期就不上了，现在重点培养正在上高中的二孩子。他对说，村里人家，能把一个孩子培养出来就不错了，两个孩子都能上学那得有钱的人家。据介绍，该村大部分人家都采取的是这种舍一取一的办法，无它原因，唯经济承受力而定。

这种无奈体现在很多的家庭中。在许多农村，“读书无用论”并没有多大市场，读书仍被认为是改变下一代身份和命运的捷径，但由于走这条捷径成本太高，致使许多孩子中途退出，甚至连走上这条路的权利都没有。定州市三十里铺村村民何五成家有两个孩子，他连取一舍一的余地都没有，两个孩子都没上鹤壁完初中就退学了，原因倒不是读书无用，而是考虑到高中、大学学费太贵，不要说担心考不上“白念”，就是考上了也供不起。在采访他时，他认为自己的选择是明智的，至少两个孩子打工，生活不用愁了。

教育负担：农民不可承受之重

从去年中央发布“一号文件”后，农民负担大大地减轻。今年从中央到地方继续重视“三农”问题，一些省份全部减免了农业税，河北省在去年的基础上，农业税再下降两个百分点，４０个国家重点的扶贫县农业税全免，农民负担进一步降低。被采访的村民对说，农业税已经不能称其为负担，现在最沉重的负担是医疗负担和教育负担，但前者与后者比起来，病不是常常生的，而下一代的教育则是重要的，因此，教育负担更为沉重。

采访中随机走了一些农村家庭，有的家庭为了供孩子上学，已经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在定州市三十里铺村，村民陈三岔是贫困户，全家４口人只有３亩地，还供着一个在外地上大学的儿子和县城上高中的女儿。进他家的时候，女主人正在给儿子缝裤子，她抹着泪告诉，按理说现在的孩子哪有穿补丁衣服的，但家里实在穷，能节俭就节俭，裤兜破了只能拿颜色相同的布料缝上。据她介绍，大孩子刚上半年大学，花了大约９０００元，二姑娘县城读高中，一年也得三、四千元，所有花销全靠她和丈夫打零工，一年也仅能挣七、八钱元，不够花就借，现在已欠债５０００多元。

有的家庭已经贫困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在望都县十五里铺村，一位村民对说，郝俊山年后家里只有一块钱，买了酱油后就掏不出一分钱，不得不到他家借钱，这家穷得快揭不开锅了。在郝俊山家，看到，全家四口人挤在一个土炕上，家里摆设极其简单，屋顶连顶棚都没有。郝俊山告诉，之所以穷，就是供两个孩子上学闹的，他已经５８岁了，在城里已经是该退休的年龄了，但为了交上学费，不得不和年轻人一样在工地搬砖头，活得很艰难。

“不上学等着穷，上了学立刻穷”，尚义县黄脑包村村民李静说，村里人过日子，过得好也能过，过得坏也能凑合，但就怕家里有孩子念书。不念吧，儿子会像老子一样，种一辈子地，受一辈子穷，没出息。念吧，费用高得实在是很难承受，砸锅卖铁也凑不齐。

辍学顽疾正在农村抬头

我国自“普九”以来，农村教育大为发展，九年义务教育制辍学率也大大降低。但近年来，新一轮的辍学现象正在一些地方抬头，已经远远超出国家“普九”不超过３％的规定。大批孩子的辍学，有厌学、学习成绩不好、农村教学质量低等种种原因，但不可否认，高昂的学费是辍学的另一“助推器”。

在河北省沧州市某县的一所农村中学中，有关负责人告诉，该校辍学率已达到惊人的比率。从初中二年级开始，辍学率达到１０％，初中三年级开始，则直线上升到２０％。在该校，每年初一新生入学一般保持在２００名左右，但在三年的过程中，流失量让人瞠目结舌。去年，初三毕业班只剩下８０来人，流走大约１钟花蓼２０人左右；而到今年，初三毕业班只剩下４８人。

出现这种情况，有学生厌学的原因，有“读书无用论”、农村教学质量低下、学生升学无望的原因，也有大背景下就业形势严峻等原因，但不可否认，教育成本的不可承受之重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这几种原因相互搀杂影响，导致了农村辍学现象的反弹。

张北县白城子村，辖两个自然村，有２６０户村民，７９０口人。在其中一个自然村，随机走了５户人家，他们都表示不知道村里谁家的孩子上高中。在另一个自然村，一家供有孩子上高中的家长说，这个自然村只有两个孩子上高中。据该村支书说，这个村近两、三年，已经有二、三十名孩子初中辍学，大部分孩子也只读到了初中就出外打工了。

但毕竟说来，初中教育还是许多农民可以承受的。但一个孩子上到高中、甚至大学，这就不是每个农村家庭可以负担的了。读书就像赌博，押宝押对了是幸运，押错了就意味着血本无归，背负起可能要背负一辈子的债务。不少村民接受采访时，都颇为辛酸地说，高中、大学我们也想让孩子上，但靠什么上是个解决不了的问题。与其孩子考上以后也上不起，不如就让他认几个字退学算了。

“只让他认几个字算了”，这一句简单的话其实包含了太多的内容。它意味着，一个孩子将过早地离开学校，走上一条和接受良好教育的城里孩子完全不同的道路。对大多数农村孩子而言，早早走出学校后，迎接他们的命运几乎是雷同的，他们会重复父辈一样的生活：种地、靠苦力打工、早早地结婚生子。更可悲的是，由于没有文化，他们可能还会继承父辈、祖辈留下来的贫困。如果没有知识，这种贫困的宿命还会继续源源流传。

谁动了教育经费的“奶酪”

在谈到农村教育的不景气时，无论是基层政府部门还是基层的学校，最常引用的一个理由就是：政府投入不足。这可能是原因之一。但在采访中发现，另外一个原因是，即使当政府对教育投入到位时，它可能并没有被使用到教育上，而是被挪用到其它所谓的“刀刃”上。

２００４年１月，河北省教育厅、财政厅联合发文说，公用经费是农村中小学正常运转必需的经费，农村中小学收取的杂费，应全部足额返还学校，严禁挤占、挪用及用于平衡财政预算。生均公用经费要根据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需要和当地财力的增长而逐年提高，增长比例应当与当地财力增长状况保持大体一致。２００５年３月底，河北省省委、省政府再次作出决定，要求全省各市、县（市、区）政府必须按照标准，足额落实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和预算内生均公用经费。但明文规定的教育投入到底是否落实到实处，教育经费是否真正做到了专款专用？每当在采访中提及此类问题时，大多数被采访者语焉不详，顾左右而言他。

故城县教育部门接受采访时说，去年，故城县财政拨付教育的公用经费是４０多万元，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拨付了４５万元。公用经费划拨给学校一般是按学生人数定的，全县１１０多所学校，每所大约是３０００多元。而据知情人透露，去年，该县拨付的教育经费预算其实是６０万元，在经过各个乡镇雁过拔毛式的分发后，才只剩下４０万元。

那么，４０万元是否真的像教育部门所说，平均分配到了学校手里？该县一所小学的校长告诉，他任职１０多年的校长，没有见到一分上面的拨款。另一位当了４年的中学校长也告诉，最起码在他任职的４年内，没见过下拨的公用经费。他告诉，今年的４５万元，其实是县里为应付上边的普九复检才给学校的，他的学校分到２万，而学校花得更多，是这个数的整整５倍。

故城县如此，其它县呢？在张家口市一个贫困乡镇里，主管领导对说，因为是贫困地区，当地乡镇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国家下拨的转移支付。这部分资金使用的一般次序是先保干部工资，再保办公经费，然后才能轮到教育经费。由于一些乡镇人员负担沉重，今年透支明年的资金时有发生，因此挪用教育经费的情况就在所难免。另一个乡镇的采访印证了这一说法，该乡去年的转移支付１００多万元，而分配到乡里唯一一所中学的教育经费只有区区几吨煤钱。

采访了解到，目前许多农村学校的运转是靠学生的杂费维持着，而这点可怜的杂费在一些地方也不能被学校全部使用，有关部门还会凑热闹分一即使如此勺羹。在巨鹿县，一些校长反映，目前中学收取的杂费都要统一上交到教育局，教育局扣除一部分，然后返还各校区，校区扣除一部分，剩下的才是学校的。据一些学校的会计计算，杂费经过一个来回，留给学校的大约每名学生只有３０元左右。

故城县同样是这种情况，杂费不仅仅要养活学校，还要养活镇里的教委。教育厅的一位同志告诉，以各种名义向学校伸手的地方虽不普遍，但也不少。在一些财政困难的县，挪用学校杂费的县最高已经达到了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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